来源：​红星新闻/蒋麟  彭亮

江口沉银一期、二期曾出水42000多件文物，许多文物首次面世，其揭开了一层又一层关于张献忠和江口沉银的面纱，让世人惊叹不已。三期考古发掘，同样从一开始，就让人期待。

“蜀世子宝”金印

4月29日，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2019-2020年度考古发掘（以下简称江口沉银三期）成果通报会上，来自蜀王府的“蜀世子宝”金印风头无两，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。

这枚金印是如何出水的？它有何作用？为何被砍坏？张献忠的宝藏有没有可能还藏在其他地方？

连日来，红星新闻记者对话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、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刘志岩，在他的讲述中，这枚金印及江口沉银遗址所蕴藏的张献忠等历史信息，一点点浮上水面。

红砂岩凹槽内金印坏成四块，其出水点遍地金器如“金窝子”

“今天的雾有点大，都不咋个看得清楚，就像考古一样，充满了未知性，这就是考古工作的魅力所在。”在江口沉银一期考古发掘通报会上，省考古院的相关人员曾以窗外的雾作为开场白，开始了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项目的介绍。

时隔三年多，三期考古发掘已经结束，但这句话，仍让许多考古人员认同。比如此次堪称最重量级的出水文物“蜀世子宝”金印，其出水过程也在考古人员意料之外。

“蜀世子宝”金印

第三期考古，和前两期一样，围堰，清理河床上的泥沙，等泥沙洗净，才能知道河床凹槽之中有无文物、有什么样的文物。

刘志岩介绍，此次考古发现了金器的集中分布区以及银锭的集中分布区，这很可能说明当时对于货物的运载存在分船以及分箱的情况，这对于认识当时张献忠撤离成都前的状况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。

在“蜀世子宝”金印出水前，围堰内的那片区域已经出水了一些金银器。“蜀世子宝”金印出水时，是在一块红砂岩石凹槽内，坏成四块的金块相距并不远，一开始，大家还不知道是金印，一大块金块入手，沉甸甸，便觉异常；金块上还有字，更加觉得不凡。

金印出水处堪称张献忠宝藏的“金窝子”

更让考古人员兴奋的是，其出水的地点，除了“蜀世子宝”金印外，还散落着金手镯、金耳环、金铤等数十件金器，堪称张献忠宝藏的“金窝子”。

还有多处银锭、金锭以及金块已经嵌入岩石，考古人员只能小心翼翼将其取出。

有些金器已嵌入岩石中

江口沉银一期出水文物3万余件，二期出水文物1.2万余件，三期出水1万余件。对此，刘志岩表示，一是作业面不同，二是认定标准有所提高。“今年出水的文物里，金器是最多的，这些大部分来自于王府。”刘志岩说，这可能是因为三期发掘区域更接近于当时的战争地址，“在此留下的大多是比较重的金器，而比较小、轻的金银饰品、铜钱等物品则漂流到了下游，所以一、二期出水这种文物较多”。

国内首次发现​10多斤重世子金宝实物，仅此一枚

在江口沉银二期考古发掘中，曾出水过一枚“蜀王金宝”， 不过遗憾的是，那枚金宝已经碎成了10多块。

明朝藩王金宝，也被叫做金印章。刘志岩说，根据明史记载，册封亲王时往往会用到金册或金宝。不过每一代藩王都会有自己的金册，而每个王府拥有的金宝则只有唯一一枚，作为明代亲王在藩地发布政令、与中央书信往来的信鉴。

有过之前发现金宝的经验，考古人员对这几块有字的金块也更加重视。四块金块聚集在一起后，大家发现，这也是一枚被人斩成了四块的金印，四块合成为一个方形印台、龟形印钮，印面铸有“蜀世子宝”四字。遗憾的是，印上的龟形头部暂未发现。尽管如此，这块金印也有十多斤重。

 

金印出水处堪称张献忠宝藏的“金窝子”

刘志岩介绍，“蜀”字证明这枚金印原为明蜀王府之物，“世子”为亲王嫡长子。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蜀王世子所拥有，既是蜀世子的身份象征，也是蜀王府历代世子传用之珍宝。“蜀世子宝”是国内首次发现世子金宝实物，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枚。

经过测量称重发现，这枚金银印台边长10厘米，厚3厘米，含金量高达95%。“在明代的文物里，含金量是很高的了，比张献忠的虎钮大金印含金量更高。”刘志岩说。

金印是政权象征，张献忠等人将其破坏或是一种蔑视

刘志岩介绍，这枚“蜀世子宝”金印是蜀王府政权的象征，平时少有实用。

也就是说，这枚“蜀世子宝”金印在张献忠没有抢到手前，应该就是静放在蜀王府里，哪怕鲜有移动，也是气场满满。

“蜀王府应该就此一个，从规制和铸造上来看，不像明代晚期的，明代晚期国力没有这么强盛，做的东西都比较差，但这个印做得非常好。”刘志岩说，“印被砍坏了，从文物本身是一种伤害，但从历史信息来说，蕴含的东西更丰富一点，如果它没有被砍坏的话，就只是一个蜀王世子的印，现在被砍坏了，就把张献忠牵扯进来了。”

在一、二、三期江口沉银考古发掘出水的文物中，许多金银文物被压扁或被损坏，是为了方便携带，但这个金印被砍坏了，这就不仅仅是为了方便携带了。

刘志岩分析，一来可能张献忠等人只是将其当做黄金，砍掉是方便携带；另一种原因可能是金印是蜀王府世子权力的象征，张献忠等人有意将其砍成多块，以表达对明代朝廷、权力的破坏、蔑视等。

“屠蜀”或属“背锅”，张献忠宝藏可能其他地方还有

在此番出水文物中，本年度出水的官银，从地域及税种上均可填补前两次发掘的空白。尤其是发现了来自于乐至、仁寿、乐山、德阳、广汉等地的属于大西政权银锭，对研究大西政权的财政制度以及统治区域均具有重要意义。

刘志岩称，江口沉银遗址如此集中出水明代王府文物，目前，在国内也找不到第二处，这对于研究朝代和政权更迭很有意义。

除了以上意义，在刘志岩看来，张献忠的形象可能也要重新认识。“张献忠席卷大半个中国、建立自己的政权，还要收税，老百姓对他多憎恨？税是怎么收上来的？这可能（和一些史料记载的张献忠杀人如麻）是另一回事。”他说，“现在有税银，张献忠真如史料所言那样，把人杀完了如何来收税？（四川的人口减少）这不是一两年的事，张献忠入川，也就1644年到1646两年的时间，肯定是长期战乱造成人口大规模的减少。”

在四川省社科院张献忠研究中心秘书长、副研究员苏东来等人所著的《“江口之战”与明末清初四川社会变迁述略》中，也有类似的观点，文中称“张献忠在四川的活动以及大西政权对四川的统治，在四川地方志及明清证实中多为负面记载，清廷统治者对张献忠的污蔑背后反映出构建政权合法化的意图。众所周知，造成明末清初人口剧减的主要原因是战乱和灾荒，清朝找到了一个难得的替罪羊……对张献忠‘屠蜀’的肆意夸大渲染，不仅可以转移清朝政权合法化危机，而且还可以把自己扮演成‘替天行道’者，从而找到一条重建政治合法的路径”。

三期考古发掘以后，会不会再次发掘？刘志岩并未给出答案。不过，在交谈中，他认为，张献忠的财宝可能也有陆路运输，但比较重的物品肯定还是选择水路。

刘志岩说：“张献忠未必把全部的财宝从成都带走，江口沉银也不一定就是张献忠全部的宝藏，说不定在其他地方也有，因为现在我们只找到一个地方，其他地方有没有？还有几个地方？现在没办法给出准确的答案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