​来源:极昼

话筒从车上一直跟到了钟南山的会议现场，镜头摇摇晃晃，他一路上都在讲话。这是2月3日央视对疫情最新进展的采访，工作人员拦了几次，最终都没能把记者拦下。

这个春节，民众想从这位84岁院士口中获得的信息太多了——大到疫情拐点的预测，小到口罩应该怎么戴，记者们肩负着这些期望，一次次把他围住。

1月20日，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被任命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，参与到此次新冠肺炎防控工作中。当晚，他在央视访谈中披露，发现14名医务人员感染，直言“有明确的人传人现象”。像在“非典”中的发言一样，这次发言一改此前“有限人传人”的专家论断，全国防控由此加强。

“非典”结束，钟南山的名字随着疫情的结束淡出公众视野。17年后，当与SARS相似度极高的病毒再次出现在人类的肺部，他又站在了熟悉的位置上。有人把他的头像画成漫画宣传预防策略，还有人编了段子：“过年在家一动不动，钟南山说动再动”。谣言也包围了他，一则“白岩松对话钟南山”的假消息被疯传了上千万次，在腾讯新闻较真平台总结的“新型冠状病毒十大谣言榜”上，与钟南山相关的谣言，占到 4 条。

他害怕被神化，多次在采访中声明，“我不过是一个看病的大夫。”

1月20日，钟南山接受央视《新闻1+1》采访，指出“有明确的人传人现象”

疫情降临时

钟南山太忙了。

这是广州一位专访过钟南山的记者对他最深的印象。“非典”十周年时，他曾早早约访，采访提纲发过去，又专门跑去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堵截，在钟南山的办公室外等到睡着，最后仍被婉拒。

“马上就要参加一个病例讨论，下午类似的讨论有两个……”80岁以后，他每周会花一个下午亲自为患者看病，还要组织、参与病例讨论，做研究，更有数不清的会议和访问活动。

当他又一次频繁出现在媒体的镜头里，17年后，一场新的疫情出现了。

“我总的看法，就是没有特殊的情况，不要去武汉。”但在1月18日傍晚，一张钟南山乘火车去武汉的照片在网上刷屏，人们称他为“逆行者”。那一天，刚刚在广东省卫健委开完会的他接到通知，即刻赶往武汉。广州到武汉的航班全部售罄，他挤上傍晚五点开往武汉的高铁，被安排在餐车一角。电脑、文件和一副黄色镜片的眼镜摊在窄小的桌面上，仰着靠背，他闭目休息。

1月18日傍晚，钟南山乘坐高铁前往武汉实地调研

随后半个多月，钟南山进入了连轴转的状态。1月19日，他在研讨会后前往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和武汉市疾控中心实地调研；下午五点，从武汉赶往北京，赴国家卫健委开会至凌晨；1月20日，全国电视电话会议、新闻发布会、媒体直播连线等行程填满了他的一天；1月21日，他回到广州，继续参加各种新闻发布会和工作研讨会，接下来，钟南山继续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建议，在车上接受媒体采访，在机场大厅外与美国教授维尔特·伊恩·利普金——被Discover杂志誉为“世界上最知名的病毒猎手”——探讨疫情。当疫情拐点、春运返程的影响、特效药等争议问题出现时，他的声音也都未缺席。

1月24日，农历大年三十，各地都笼罩在疫情的阴云里，年味索然。钟南山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新住院大楼 23 楼负压病房区接受记者采访，他带着口罩，眼神疲惫，白大褂里边穿的，是六天前连夜奔赴武汉时的那套衣服。

时间退回到十七年前，1月31日除夕当天，钟南山也守在医院。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程东海对媒体回忆，当晚，钟南山根据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感染，连夜组建隔离病房，取消一线人员休假，同时采购物资。投建 3 天的呼吸危重症监护中心整建制投入，将优质资源全部投入了“非典”防治工作。

当时的广州市民，和如今的武汉市民一样，并未得知这些危险的讯号。普通人仍像往常一样上下班，期待着新年的到来。没有人想到，一场可怕的疫情即将由他们生活的城市蔓延到全国、全球。

17年过去，人们对他的信任没有改变。自媒体翻出他69岁时打篮球的照片，称赞他仍然拥有强健的身体。事实上，鲜有人知道，“非典”后，因为透支得厉害，他的身体一直出状况：2004年得了心肌梗塞，做手术装了支架；2007年出现心房纤颤，逼得他告别篮球场；2008年得了甲状腺炎，短短两个月瘦了10斤；2009年又做了鼻窦手术。

但是也有一些东西没有改变。“非典”十周年时，他在接受采访时说，“我还是原来那个钟南山，不唯书、不唯上，不唯权，只唯实。”

“捡难的事做”

在成为2020年开年的热点人物之前，钟南山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研究和宣传慢阻肺的预防和治疗。与媒体聚光灯下抗击疫情的勇士不同，这是一项需要埋头在社区一线的工作，而且收效缓慢。

慢阻肺是“慢性阻塞性肺疾病”的简称，和糖尿病、冠心病、高血压一样，是四大慢性病之一，中国的患者有1亿——占全球的三分之一。

“需要和社区、街坊联动，去动员患者，你该吃药了。”钟南山说，慢阻肺被发现的时候大多已经是中晚期，而且没有很好的治疗手段，只能提前筛查、预防。但在基层开展肺功能的普查并不被同行看好，连美国专家委员会的研究者都说，在没有症状的人群里，没有必要筛查。等他真正去做了，才发现，之所以国际上一直没人做，是因为要动员的人很多，“难度很大”。

他推掉很多礼节性的访问，去跟社区医院联合做双盲研究。工作很琐碎，改善社区空气质量、说服参与者改变烹饪方式，减少柴火使用。两年后开盲，成果显著，他们第一次从流行病学证实生物燃料可引起慢阻肺，第一次发现两种老药用于预防慢阻肺急性发作安全有效，相关成果被写进世卫组织编撰的新版慢阻肺全球防治指南。

钟南山兄妹与父母的合影

他把这种研究的热情归为家庭的影响。“我们家都是讲医疗，讲学术上的追求”，1936年，钟南山出生于医生之家——父亲钟世藩是我国著名的儿科医学专家，母亲廖月琴是广东省肿瘤医院的创始人之一。小家之外，他母亲所在的廖家是厦门鼓浪屿上的名门，钟南山的舅舅和舅妈也都是当地名医。

父亲钟世藩1930年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，又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留学，拿到博士学位，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医学博士之一。钟南山的童年和父亲自费买来研究乙型脑炎病毒的小白鼠相伴，父亲早早在他心中树立了治病救人的医者形象。但与父亲一路深造、长期在一线做研究不同，钟南山的从医路起初并不顺利，他24岁即从北京医学院（现北京大学医学部）毕业，因为时代原因，直到35岁才在爱人的帮助下成为一名医生。

从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间，他干过很多工作：先是留校当辅导员，后来去了农村，当过工人、校报编辑，还干过一年多的文艺宣传队。1971年，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接收了他，在那里他成为一名急诊科医生。那时候，他觉得“人生苦短”，一心扑在工作上，曾经8个月瘦了12公斤。

钟南山成为医生的1970年代，中国流行慢性支气管炎。国家号召“开展群防群治”，但是医生都知道，“治咳不治喘，治喘不露脸”——没有医院能真正治好慢性支气管炎，做这个工作根本不出成绩。

他回家征求父亲的意见。钟世藩说，“捡难的事做未必是坏事。”在那之后，钟南山去了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小组，花了五年时间，他与同行合作，写下了论文《中西医结合分型诊断和治疗慢性气管炎》。这篇获得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的论文，为他赢得首批国家公派留学机会奠定了基础。

钟南山一直记得，1979年，那趟开往英国的火车走了九天，列车穿越苏联、波兰、德国、荷兰等国到达伦敦，出发那天他刚好43岁。彼时，距离他成为顶尖的呼吸病学专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“鱼刺”

2月7日，前往广东省卫健委出席会议的钟南山院士再次被媒体拦截。短短几分钟的采访，全是预警：

“没有继续的新增病例明显增高，这是个好事。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拐点就来了呢？言之过早。”他提醒大家不要只关注出院病例或者死亡病例，“出院的话大家标准不一样，最关键的是新增病例。”

当对医生请战上前线的赞美充斥网络时，他特别提醒，“各个地方的医护人员应该有轮休制度，因为过度疲劳更容易被感染。”

严谨不是与生俱来的，他付出过代价。

刚进急诊科当医生时，钟南山误诊了一名病人，因为分不清咳血和呕血，他诊断为结核病，把病人送进了传染病医院，但同行通过手术发现，病人出血是因为胃里扎了一根鱼刺。

这根“鱼刺”刺进了他的职业准则，甚至成为性格的一部分。

2003年记者发布会后，钟南山遭到记者围堵

最为人所知的，便是17年前，那场为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和中外记者举办的发布会。当时，权威说法是“非典”“疫情已经得到控制”，有关部门也提前叮嘱他，“不要讲太多”。在此之前，钟南山在父亲的坟前站了很久，想起自己从小受到的教诲，“讲实话、讲真话”。当记者在现场追问时，钟南山大声地说出，“现在病原不知道，怎么预防不清楚，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，病情还在传染，怎么能说是控制了？我们顶多叫遏制，不叫控制！连医护人员的防护都还没有到位。”

在后来的《荒废集》中，陈丹青将他当时的状态形容为“平心静气咬牙切齿”。

钟南山在其后的采访中多次提到父亲的影响。

“文革”时父亲写儿科鉴别诊断的书，让他帮忙改一下序言。他说你这样写，跟不上形势，序言里都没有主席语录。父亲回了一句：“加了干什么？”在钟南山的记忆里，父亲很少说话，“但他说话都是有证据的。”

他跟父亲一起出诊，遇到一个尿血的孩子，钟南山说：“这应该是结核。”钟世藩反问，“你怎么知道他是结核？尿血可能是结核，也可能是膀胱炎，还可能是其他炎症，你凭什么说他是结核？”

这些经历在从医之初便帮助他构建了坚固的职业准则，“医者人命，没有十足的证据，不可轻下判断。”

2003年底，接受《三联生活周刊》采访时，钟南山将这一年称为“特殊的一年”。“我遇到的很多课题都是未和数，无章可循。时间也很特殊，一天我要做出几天的工作——要面对治疗的问题、学术上的问题，还要出文章，制订国家规划。这原本是要一星期完成的工作，变成了一天来完成。”他说，“我的思想遭遇也很特殊，从原来不太被重视，甚至遭到误解，到后来变成被关注的对象，甚至是众矢之的。”

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，信息爆炸中，他成了“真相”和“良心”的代名词。他一下子拥有了更多的身份：政协委员、人大代表、“感动中国年度人物”、中华医师学会会长……

钟南山曾在政协医卫界会议上提出质疑，“现在药品名称这么多，我临床45年，有的药我都叫不出名字，这么多新药是怎么出来的？同一种药能有十几到几十个名字，往往是一个药品改个名，摇身一变成新药，’身价’立刻飙升。这些批号是怎么拿到的？这些问题到底谁来把关？”

在广东省“两会”上，他对官员的大话空话感到不满，“现在大家的发言，8分钟是肯定和表扬，2分钟是自我表扬，最后一分钟提点问题，而且还鼓掌，我一直想，鼓什么掌呢？”当人们还不了解雾霾时，他就在广州的论坛上批评空气污染的现象，多次呼吁检测公布PM2.5数值，并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提出：“灰霾与肺癌有极大的关系”。

钟南山感觉自己“好像专门喜欢跟谁较劲”，直言不讳招致质疑，他认为自己“不管走到哪儿，都不太受欢迎。”

他解释过这种直言的心理。非典时，央视《面对面》的记者王志曾问他：为什么反对衣原体的说法？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权威的声音。“我们应该首先尊重事实，而不是尊重权威。”钟南山说，历史证明，权威的假话并不能带来平静。病毒也没有那么高的觉悟。

1月28日，钟南山在新华社的专访中流泪

害怕被神化

“非典”之后的十七年，钟南山致力于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和治疗，并承担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代言人的角色，向公众普及卫生知识，推动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设。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、2017年H7N9禽流感期间，医护人员和防疫机构通过“非典”后设立的几百个疾病监测点，迅速地找到病原并及时防控。

这些成就夯实了公众对钟南山的信任。一位好友评价道，“这种信任超越了学术范畴，使他的存在有了另一层含义，他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某一领域的学术专家形象。”这种信任的直接表现是，“谁出来说话可能大家都不信，但钟南山一出来说，大家就都信了。”

在公众心中，这个年过八旬的老人几乎成为神一般的存在。一位同事介绍，钟南山去北京、天津出差时，常被当成猴子一样围观，有些地方还像迎接明星一样铺起了红毯。广东省以他为原型拍了个影片，但拍摄者连他本人都没见过。甚至连钟南山的雕像都出来了，“可是在哪儿摆就成了问题，总不至于在人家还活着就摆上个塑像吧？”

钟南山害怕被神化，他多次在媒体采访中声明，“我不过是一个看病的大夫。”无论外界怎么看，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生活和工作的节奏：每周三、周四查房问诊，下班后快走或跑步20到25分钟，接着花一个小时进行双杠、仰卧起坐、单杠等锻炼，每周三到四次。每周五18:00到20:30是钟南山固定的篮球时间，但做完心脏支架手术后，他不太能做对抗性运动，这一项日程才被搁置。

他还在不断拒绝一些非学术的访问。在央视拍摄的纪录片里，同事一再劝他抽几分钟见几位到访者，“他们都很仰慕您，就礼节性见一见”，他少有地表现出不悦和无所适从：“我没什么好讲的……又是这样……”

2020年的冬天，一场与十七年前相似的疫情降临，84岁的钟南山再次守在防控一线。公众一边感叹“幸好还有钟南山”，一边忧虑，“不能只有一个钟南山”。感喟于他的高龄，媒体开始发出声音，相比于个人，更重要的是从此前的经验中吸取教训，以更成熟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对抗疫病。

在2013年《南方都市报》关于“非典十年”的采访中，钟南山分享了那场“遭遇战”在传染病的防治和防控方面的启示：对不明原因的死亡，不再是死了就死了，要考虑死亡与传染的关系。花大力度把事情搞清，是对生命的敬畏。

“如果再来一次‘非典’，广东能承受得住吗？”

当记者问出这句话时，钟南山立即给出了肯定的回答。

他说，“中国已经搭好了传染病防控、治疗、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框架，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就能(应对)。这就是‘非典’带来的经验累积。另外一个经验教训，就是40多年来新发的传染病中，80%为人畜共患疾病。这就说明不仅是人跟人需要和谐、人跟自然也需要和谐，这个和谐一旦破坏，就会受到教训。”

（参考资料：《钟南山传》、《一个院士的生命历程——钟南山自述》、纪录片《敢医敢言》、《不老人生》、南方都市报《非典十年专访钟南山：不明原因死亡 不会再白死》等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