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月18日，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出炉，为备受瞩目的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了一张官方的“出生证明”。

从广州、香港领衔的单体城市，到珠三角经济开放区，再到粤港澳大湾区，这片珠江入海口的冲积地带，给中国带来了无尽惊喜。

如今，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首次明确中国第一个大湾区的近景规划和远景展望，确立了香港、澳门、广州、深圳四个中心城市，香港－深圳、广州－佛山、澳门－珠海三个极点的空间布局。

人们不禁要问：历史为何选择了粤港澳？

一、为何珠三角总能踩中历史的关键节点？

1978年改革开放的起点，对珠三角来说，也是内部融合、整体起飞的新起点。

彼时的香港还在英国治下，凭借转口贸易完成快速工业化后，瓶颈很快到来——一方面它和澳门一样，没有足够的腹地，土地供应紧张，企业的生产成本高企；另一方面，工业化水平不高，以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，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。

此时适逢内地改革开放需要打开局面，中央决定在有市场底蕴、区位优势和外贸基础的珠三角地区先行先试，标志性事件是深圳特区的诞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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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外贸层面，1979年深圳、珠海、汕头三市和福建厦门试办出口特区，并在一年后升级成经济特区。这些和香港唇齿相依的珠三角城市，就成为了香港产业转移的首选区域。

通过发展金融、地产等多元产业，香港经济再次进阶。那些迁移出去的产业，则给珠三角的其他城市带来了发展契机。二者间的产业协作，形成“前店后厂”的经典模型。

所谓“前店后厂”是指，有贸易经验的香港充当“门面”角色，去承接国际的订单，开拓海外市场，并提供核心的生产技术支持；珠三角城市，则扮演生产基地的角色。得益于疯狂涌入的订单和外资，以及劳动力红利和廉价的土地，珠三角地区出口加工贸易的外向型经济，开始了天赋变现的起飞时期。

1979至1981年间，广东利用外资额超三亿美元，其中大部分是港澳资金。此时的珠三角，一片欣欣向荣。广州凭借着商业贸易的传统优势继续做强，并依靠交通枢纽地位成为耀眼的华南经济中心；深圳一出生就风华正茂，顶着特区的光环，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杀出了一条血路，打破了“省港”双城领衔的格局。至于澳门，娱乐观光产业风生水起。

这一时期的珠海、中山、东莞、顺德等地相继设市。进出口加工贸易的浪潮催生了一批独具特色的工业强镇，比如佛山盐步的内衣；顺德容奇的冰箱等。随着户籍制度的破冰，这些制造业之都成为外来务工的首选，中国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也拉开序幕。

1978年，全广东的GDP只有185.85亿元，到世纪交替的2000年，已达10741亿元。

上世纪90年代后期，香港曾遇到的产业低端瓶颈，广深很快也遇到了。不过“前店后厂”式的分工模型很快发生了转换，只不过产业迁移的主导者变成了广深，其他地级市则作为“后厂”而存在。还有部分被淘汰落后产能，开始转移到中西部地区，成为其工业化的支撑。

香港和内地珠三角城市的合作，从传统的“三来一补”变成了资本合作。发达的金融体系和贸易，让它成功跻身全球的三大金融中心，和纽约、伦敦并称为“纽伦港”。产业升级换代后的珠三角，主要的工业产品，从塑料制品、玩具变身为电子产品和精密仪器。

珠三角的快速发展，正是中国嵌入全球产业分工的缩影。当然，就像深圳的诞生所示，它离不开政策支持。

1985年，珠三角被定为经济开发区，初定范围是4市13县，1987年扩大为7市21县，这是珠三角首次在政策层面被当作一个整体对待。另外不能不提的是，在姓资姓社争论不下的节点，南巡讲话一锤定音，为珠三角的发展模式扫清了障碍。

随着香港、澳门相继回归，经济协作的制度门槛进一步降低；而中国加入WTO，广东又成为内地对外贸易的窗口前沿。风口一个接一个来，珠三角发展的每一步，都踩中了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。

二、湾区降生，要素如何自由流通？

从经济特区、经济开发区、沿海开放城市，到粤港澳大湾区，围绕这个区域进行顶层设计的文件逐渐出台，规划从由点到面，层级逐渐上升。

今天的珠三角，早已不再是低端制造业的代名词。广州的商贸富甲天下，文教实力首屈一指，虽然有掉出一线城市的危险，但相对国内二线城市领先优势依旧很大。年轻的深圳，在特区的身份加持下，蒸蒸日上，GDP业已超越香港和广州。

不过在珠三角发展历程中，大湾区的概念不是与生俱来的。甚至珠江三角洲的称呼，都是在1947年长篇论文《珠江三角洲》发表后才正式诞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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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4年，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提出，可对标旧金山，建深港湾区。这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雏形，至于首次权威提出，还是在2015年的《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》中。

湾区降生粤港澳，毫无疑问是实力使然，目前其经济总量超过十万亿。全国获批的国家级城市群有九个，算上尚未批复的京津冀城市群，能够抗衡的只有长三角。

而且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之处在于，广深加港澳，这种四轮驱动的多中心的格局，在世界城市群中都不算多见。目前世界上的其他三大湾区，如旧金山湾区、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，全部都是单中心模式。京津冀和长三角同样如此，北京、上海是难以动摇的区域中心。

一个国家、两种制度、三个关税区、四个核心城市，这一句话将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性概括得相当全面。

从经济层面看，城市群进阶到大湾区，无非是要形成更统一的市场，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。深圳前海、广州南沙、珠海横琴的三个自贸区，则是典型的代表。

深圳能够通过高精尖产业占领价值链的高端，PCT（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，专利合作协定）数量冠绝全国，除了高达4.13%的全球第一档的研发投入强度（研发投入的GDP占比）外，很大程度正是源于，它所处的珠三角有足够的人才、资本和信息资源可以运用。

而这种要素自由流通的背后，是各具特色的产业分工和优势互补。比如《规划》中对香港的定位是国际金融、航运、贸易中心，国际航空枢纽；对澳门的定位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；对广州的定位是国家中心城市，综合性门户城市，国际商贸中心，科技教育文化中心，综合交通枢纽；对深圳的定位是经济中心城市，国家创新型城市。

大湾区的其他七个城市，也基于自身的产业特色，被赋予不同使命。比如珠海要和澳门形成连接极点，佛山和香港开展离岸贸易合作，惠州则打造成粤港澳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。

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紧密的经济联系，通过四通八达的交通体系得以实现。全国首条跨城地铁线路广佛线，成为广佛同城化的重要标志。发车密度公交化的动车和高铁，让一小时内的跨城通勤成为常态。举个例子，深圳到东莞虎门的高铁，运行时间只需17分钟。

去年广深港高铁通车运营，从广州南站途经深圳北站，到香港西九龙，高铁直达，最快只需47分钟。不久前，历史性工程港珠澳大桥的通车，湾区内部更加亲密。

公路桥梁、跨城地铁加高铁组合的便利通勤模式，加上移动支付的乘车码异地互认，让粤港澳大湾区交通通达度不输世界三大湾区。它也让香港工作、深圳居住，或者深圳就业、惠州买房的职住分离生活模式，变成越来越多人的选择。

三、粤港澳大湾区足够大，但还不够强

粤港澳大湾区的百余年发展史和降生记，正好见证了中国从近代走入现代的全程。如果我们将范围辐射到整个广东，还可以看到一个微缩版的中国。

一方面，这里有代表了未来趋势的互联网、金融等前沿产业，有广深和香港三个在世界城市榜单排得上号的头部城市；但另一方面，珠三角30%的土地面积，吸引了近70%的固定资产投资，产生了全省近80%的GDP。那些远离珠三角的汕尾、云浮等地，至今为止经济总量都没突破千亿，这种发展落差让广东成为中国贫富差距最大的地方。

和世界三大湾区相比，粤港澳大湾区同样面临着优、劣势都很明显的结构性问题。

比如在总量数据和一些硬件基础领域，粤港澳大湾区有世界一流的水平。粤港澳大湾区拥有近七千万的人口规模，居湾区之首；经济总量近两年超纽约湾区，仅次于东京湾区，居世界第二位；反映物流地位的集装箱吞吐量，是其他三大湾区总和的四倍多，居湾区之首。

但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均GDP，只有东京湾区的一半，纽约湾区的接近三分之一，旧金山湾区的五分之一左右。

产业结构层面，世界三大湾区作为科技、商业和金融等尖端产业的聚集地，三次产业结构的产比中，第三产业无一例外都超过了80%。粤港澳大湾区的三产，目前在65%左右，工业的占比份额依旧很高，距离全球产业链高端的经济结构仍然有一定差距。

而且，作为综合性的大湾区，粤港澳如果和强于金融、拥有华尔街的纽约湾区比金融，和坐拥硅谷的全球科技中心旧金山湾区比创新，和同样是综合型产业湾区的东京湾比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，粤港澳大湾区都显示出相对不足的一面。

说的直白点，粤港澳大湾区足够大，但是还不够强。这种不足，从世界五百强企业的数量也能够看出来。

2018《财富》公布的五百强企业榜单中，粤港澳有20家，其中香港8家，深圳7家，广州3家，佛山2家；纽约湾区有23家，东京湾区有38家。旧金山湾区的五百强企业数量虽然只有11家，低于粤港澳，但聚集了谷歌、苹果、英特尔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。只有700多万人口的旧金山湾区，创造力之惊人可见一斑。

如果对比软实力，粤港澳大湾区无疑还有很大提升余地。当然话说回来，这也意味着它的成长上限和未来空间比世界三大湾区要高。

要知道，粤港澳大湾区目前的成绩，还是建立在内部互联互通存在制度瓶颈的前提下的。日前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建议，着力推动都市圈同城化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，除个别超大城市外，落户限制将逐渐消除。

对具体的城市来说，广州、深圳、香港都需要针对性地补短板。眼下广州增速放缓，外贸增幅处于历史性低位，广东进出口情况受贸易环境变化的影响，很大程度正是自身内功不足的体现。在顶层设计拆除体制机制壁垒同时，粤港澳的内部协作，也应有更高的大局站位，进而创造无尽的想象。